一边是大量工厂把月薪涨到五六千都招不到人，一边是大量年轻人挤破头都找不到好工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场景？这种看似矛盾的画面，其实是中国经济走到关键时刻的必然结果，当持续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当经济发展开始换轨，我们就一定会经历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为了照顾完全零基础的朋友，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刘易斯拐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秘密，调研了全球几十个经济体，最后他惊讶的发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什么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般会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经济部门：

第一个经济部门是农村，那里有大量的劳动力，他们种地工资非常低。

第二个经济部门是城市，那里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工厂、工地大量缺人。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城市里的老板只需要给非常低的工资，就能招到大量的人，因为这时农村的劳动力供给接近无限，大家竞争上岗，“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老板只需要开出高于在农村种地的工资，就会让人蜂拥而至。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的状态：几亿农民工疯狂涌入珠三角和长三角，广东的工厂门口永远都排着应聘的长队，各种玩具厂、服装厂、鞋子厂人满为患，那时候最不值钱的就是普通工人，一个月几百块就能招到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老板们根本就不珍惜员工，更不会去提升福利。

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

老板获得了廉价劳动力，赚得盆满钵满。

国家解决了就业问题，出口也赚到了外汇。

甚至就连工人也获得了远超种地的收入。

这是一个三方共赢的完美方案，没有人觉得这样做有问题，而借着这波“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也进入到了黄金时期，每年的GDP增速都超过了10%，这是一个人人怀念的“黄金时代”。

可繁华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些被大家忽视的问题，比如工资长期不涨、工作时间过长、工人没有福利保障等等，发展的代价其实是以牺牲一部分的利益来实现的，只不过这些问题都被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农村人口的疯狂涌入所掩盖，导致大家没有正视这些问题。

直到有一天，当农村的闲置劳动力供应开始不足，当工厂招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容易，我们就会碰到刘易斯第一拐点，对应到国内的阶段大概就是2004-2011年之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劳动人口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9.25亿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最高点，然后从2011-2022年，平均每年减少600万左右，总计减少了6000万人。

当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开始变少，再用以前的工资去招人难度就会直线提升，因为以前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现在是“你工资开低了就没有人理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就出现了一波工资上涨潮，很多人的工资从最开始的几百块钱涨到了1000多块钱。

但依然有人觉得工资的涨幅不够明显，他们想不清楚，劳动力都供不应求了，企业应该大幅涨薪才对啊，不应该只有1000多块钱，最起码应该涨到3000。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工资涨幅不明显的情况，是因为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它还会受到户籍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以前很多农民工兄弟进城打工，他们很清楚，自己最多也就干十几二十年时间，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的子女无法在城市里面参加中考和高考，所以在孩子十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工作地，带着孩子返回老家读书。

在这种预期心态之下，他们不会追求长期稳定、也不会要求足额社保、更不会要求长期合同，而只会追求短期现金收入。

企业一看既然大量的务工者都能接受无社保、短期临时工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就干脆普及这种模式，他们用劳务派遣、小时工、业务外包的方式来压缩企业成本，导致劳动者的薪资议价空间大幅降低，本来能涨到5000的工资，最后也只涨到了3000，这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工资上涨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本质，其实是 “劳动力总量过剩” 的时代结束了，企业开始被动提高工资，这是每一个工业国家都会走的必经之路，不管是韩国日本还是美国，他们都走过这条道路。

但真正的考验根本就不在这里，而是第二个拐点。

根据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描述：当农业生产的效率开始提升，农民在家种地、搞养殖、在本地做小生意都能获得和进厂打工接近的收入时，城市就没办法再靠“涨一点工资”去吸引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当城乡二元经济开始融合，企业想要招人，就必须付出更高的工资，这时候一个国家才会正式进入高收入阶段。

而我们现在恰好就处于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的前夕。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不断放缓，从2010年的每年进城500万人，已经降到了现在的每年200多万人，而且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2010年，一个城市居民的收入大概是农村居民的3.23倍，到了2024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34倍，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缩小。

看起来，我们似乎正在朝着刘易斯第二拐点不断前进，可问题是，一个国家想要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它还有另一个说法，叫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走到过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前夕，比如说巴西、阿根廷、再比如说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等，他们都曾走到了这个窗口期，但最后经济都停滞了几十年。

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当一个国家跨过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时候，他国内的用工成本就会上升，这时候它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

比人工成本，它比不过孟加拉和印度这种人口大国。

比科技含量，它比不过美国和欧洲这些发达国家。

卡在两者中间，就会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失速，收入长期不涨，这就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我们国内会出现工厂招不到人，年轻人又找不到好工作的魔幻场景？因为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之前的典型特征——我们既告别了人多不值钱的人口红利阶段，但又没有完全进入产业高端、人尽其才的成熟经济体阶段，在两头的拉扯之下，就出现了如今这种诡异的局面。

想要走出当下的困局，我们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发力：

第一， 户籍制度改革。

前段时间国务院印发了一个重磅文件，名叫《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它标志着延续了68年的户籍壁垒被彻底打破，以前和户籍绑定在一起的所有东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就业、公务服务等等，底层逻辑都彻底变了。

当这个制度开始变化的时候，就会间接影响我们的工资，因为我前面说了，以前之所以工资涨得不明显，是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就想着干几年就回老家，他们只追求短期收益，导致国内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横行，但现在不一样了，当户籍制度开始变化，就会让这些人真正的留在城市，当他们开始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时候，就会传导到劳动力市场，倒逼企业和工厂涨工资、提高福利。

第二，进行产业升级。

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核心矛盾其实就是——产业结构跟不上劳动力结构。

当我们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市面上就会出现大量的高薪岗位，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的薪资预期，直到有一天，我们彻底完成了产业升级，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就会大幅提升，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这些行业发力？因为这就是我们产业转型的重要发力点。

还有一直被大家忽视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平稳的推动二元经济融合，当我们国内的高端产业越来越多，农村的收入不断提升，我们才能顺利的跨过刘易斯第二拐点，正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阶段。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整个社会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现在我们之所以感觉那么难，归根到底是因为现在整个经济正在换挡，旧的岗位正在不断消失，但是新的岗位又供应不足，所以就出现了开头说的那种魔幻场景。

总而言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来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标志，只要熬过了这个“考验期”，中华民族才会彻底复兴，中国人才会过上更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