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如何避免脱实向虚？如何避免美国式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绑架实体经济的发展陷阱，是我们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

前不久《这就是中国》录制了一期话题，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播出后引发观众热议。在东方卫视6月2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可亮老师，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这就是中国》第338集

张可亮：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就是中国》，与大家探讨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话题。上次我们讲到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设置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上看，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必然呼唤并塑造出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出英国的乡村银行。当瓦特改良蒸汽机这一崭新的科技出现，催生出无数中小型工厂时，英国传统的贵族“窖藏”资本和大型商业银行无法满足大量中小企业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于是，乡村银行这种贴近本地、服务实业的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破土而出，它在当地吸收储蓄，服务于当地的纺织、冶铁等新兴产业，完美适配机械化初期生产力分散化、本地化的特征，有力支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出德国的全能银行。进入电气化、重化工时代，兴建铁路、钢铁厂、化工厂需要巨大的、长期的资本投入，英国的分散式银行体系已经力不从心。德国抓住了机遇，创造了“全能银行”模式。它深度介入企业长期规划和治理，有效将社会资本导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成功适配并推动了资本密集型生产力的发展，支撑了德国生产力的第二次跨越。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催生出美国的风险投资。到了信息技术时代，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公司呈现出高风险、高潜力、轻资产的特征，让传统银行信贷逻辑完全失效。风险投资这套全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承担高风险，换取高比例的股权，不仅提供资金，更导入管理、市场和战略资源，重塑了创新企业的组织形态、治理结构、激励模式和成长路径。

由此可见，科技和产业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不断对旧的生产关系提出革命性要求，并最终迫使金融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新的金融形态一旦确立，便会极大推动该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道路带给我们的启示。

反观中国，这几十年工业化的道路也是如此。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依靠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满足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

在工业化中期，实行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满足了大规模投资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作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后，资本市场也为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类社会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进入到信息社会，现在马上要进入智能社会。但是不是说进入工业社会就消灭了农业，进入了信息社会就消灭了工业？不是的。我们的社会是三种形态的叠加，既有农业又有工业，还有信息产业。前者孕育、创造了后者，但后者又反过来服务和优化前者。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既要支持科技创新，也要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需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

2024年科创板迎来开板五周年。2024年6月1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

资本市场的这三项功能，分别是由科创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北交所来承接的。科创板是专门为那些掌握核心科技，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难题的硬核科技企业，量身打造的融资和发展平台，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补齐了产业链的“断点”和“堵点”。自从其2019年设立开板以来，通过IPO和再融资募集的资金合计已经超过1.1万亿元，汇聚了超过120家集成电路产业链公司，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设备、材料等全环节，支持了57家未盈利的企业上市，其中有22家成功实现了盈利，加速了从研发投入到商业化兑现的进程。

科创板侧重于“从0到1”的原始技术突破，创业板更侧重于“从1到10”的商业化应用与产业化扩张。它不仅覆盖科技型企业，还欢迎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支持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通过横向并购拓宽产业维度，或纵向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引导传统行业以资本为纽带，嫁接新技术、新要素，助力中国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我国有几千万家民营中小企业，这使得我们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这个国情决定了我国的资本市场必须是多层次普惠的资本市场。新三板聚焦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和规范，并将优秀的公司送到北交所上市。新三板和北交所通过“层层递进、上下联动”的梯度培育体系，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都能获得资本市场的服务。

这些年，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并不完美，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要面向全球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党中央强调要更好地利用和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前中外市场和资源的联通大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今后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联通。通过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既可以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也可以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一方面，证券公司要从单纯的追求规模、利润扩张，向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优先转变。另一方面，还应当积极发展以国有创投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机构，让国有创投在“种子期”“初创期”等一些民营私募股权机构不敢投、投不好的领域，发挥国有创投机构的先遣和引领作用。

银行体系的优势在于汇集资本，但只能通过贷款的形式使用资金，在服务创新型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短板。国家已经开始允许银行以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方式来开展“股权直投”，通过“投贷联动”，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银行体系在汇聚资本方面的成本优势，一方面又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二者结合，投贷联动，才是强大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可亮老师给出了演讲，继续讨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这个话题。上次这个话题引起了热议，我想再问一下，包括张老师的观察，中国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哪些地方是向西方借鉴，哪些地方是自己的特色？

张维为：我给你讲个小故事。1974年邓小平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周末有半天时间空隙，问他到哪里去参观一下，可以去大都会博物馆、自由女神像。他说不要，去看看华尔街，那是1974年，后来人家说今天是周末，华尔街关着。他说没有关系，就路过看一看。这很重要，我们的领导在那个时候就知道，美国的发展跟金融有关系。哪怕去看一看，要找到一种感觉。

实际上金融体制建设方面，中国从美国借鉴了大量经验，也汲取了很多教训，借鉴包括美国的注册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我们成立证监会等等，都参照了人家的经验。

张可亮：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的金融体系，也要相应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的。

具体到资本市场也是这个样子。资本市场是1990年左右才开始建立起来的，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成立。我们在建立之初就是学美国，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零基础，要看哪些适合我们的先学过来，哪些可能过一阶段再学。整个市场经济体制里边，必须要有资本市场这个环节，否则市场经济体制运转其实是不完整的。

拿过来之后，其实那会儿刚改革开放，我们的市场主体，有很多主体还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一开始是为国有企业上市融资的。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就不能厚此薄彼，山东今年上几个，江苏今年上几个，上海今年上几个，所以一开始是审批制，是按计划给你几个名额的。

但当我们发展了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民营企业也发展起来了。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中小板。中小板是针对这些民营企业的，为服务它们上市融资问题来做的。

当新的科技力量发展起来，我们认为应该学习美国纳斯达克，我们应该有创业板，支持那些比较小的、但科技属性特别强的企业上市。所以在2009年又推出了创业板。其实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每一次进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来做的事情。但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们开始反思，是不是这条路也不对，于是开始做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事情，一定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能搞太多的金融衍生品。